拉斯洛•邬达克，一位流浪到上海的外国人，身无分文，举目无亲，等待他的是什么悲惨命运呢？

从荒凉的西伯利亚流浪到繁华的上海

邬达克流浪到上海前的经历非常曲折，可以说充满了生命危险。

拉斯洛•邬达克，1893年出生于斯洛伐克一个建筑世家，父亲邬杰茨•捷尔吉是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又是成功的营造商。邬达克是家中长子，有三个姐妹和一个弟弟。邬达克非常喜爱画画，9岁就在父亲的建筑工地打工，12岁就作为签约雇员在父亲的建筑公司正式工作，大学入学前，他已取得木匠、泥水匠和石匠的专业证书。

1910年，邬达克17岁，进入布达佩斯匈牙利皇家约瑟夫科技大学建筑系就读。1914年初秋，邬达克大学毕业，作为军官生参加了奥匈帝国陆军，他为军团设计了轻巧坚固的火炮、重机枪和探照灯建筑掩体，结果在长达一年半的防御战中，让沙俄军队始终无法突破。1916年初，他被接纳为匈牙利皇家建筑学会会员，并被晋升为陆军中尉。

父亲的引导和培养，开发并激活了邬达克建筑方面的天赋灵感，让他走到了建筑人生的入口处。

邬达克在布达佩斯就读的大学

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外，在1916年5月的军事撤退行动中，邬达克中尉等官兵与沙俄哥萨克骑兵遭遇，一番激战后被俘，邬达克被流放他投入进西伯利亚战俘营。

邬达克的命运发生了剧烈的转折，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。1917年，他在狱中摔伤，造成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，留下终身残疾。

1918年5月，邬达克被送上丹麦红十字会的战俘专列回国，没有想到路途中苏联政府临时变卦，使得他回国的期望成为泡影，他眼看自己又要失去自由，于是毅然跳下列车逃亡；事后发现，在这一二千人的战浮中，仅有邬达克跳车逃走。逃到中苏边境，邬达克谎称其为波兰工程师，谋得西伯利亚铁路某工程师职位；他主持设计了适合冻土地基的铁路桥和轨道路基，因此被迅速晋升为主任工程师，得到了他急需的西伯利亚铁路工作证。邬达克悄悄地用卢布买了一个俄国酒鬼的护照，换上他自己照片和名字，随时准备寻找机会逃离苏联。

1918年9月，邬达克和三名同伴偷出了一辆四人手摇轧道车，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向东逃往中国。经过伪装的轧道车急速行驶，还是被边境上的哨兵发现，枪声响了，一人被击毙，另外三人跳下车后分头逃跑，邬达克拖着残疾的伤腿，在茫茫雪原中认准了向东的方向，独自步行越过冰封的黑龙江进入中国。邬达克在哈尔滨，用铁路工作证和假护照补办了通行中日两国的铁路旅行证，又用仅剩的卢布买票搭乘日本邮船南下，1918年11月28日，25岁的邬达克抵达上海。

外滩尽管繁华，可有邬达克的立足之地吗

他站在外滩码头，放眼举目四顾，但见行人步履匆匆，有的是当地人，有的是外国人，但没有人看他一眼。他终于找到了匈牙利人保罗•科莫——匈牙利救济会会长，这才有了房间取暖，这才有了食物充饥。

“将摔坏的伤腿治好，赚够回家的路费，我就乘船回家。”邬达克心想。

未来的路怎么走？如何赚到车费回家呢？

邬达克创造了上海传奇

在保罗•科莫会长的帮助下，邬达克以俄罗斯公民的身份在赫德路（今常德路）13号的外侨聚居楼里租了一个房间，并在美商克利洋行找到了一份绘图员工作。他知道在中国工作，汉语特别重要，于是抽空学习汉语，很快就能和中国人流畅交流。

两三年后，邬达克的才能和业绩获得老板罗兰德•嘉里的刮目相看，就把他从绘图员升任为业务经理；不久，1920年12月，老板为了留住邬达克，和他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，邬达克正式成为其合伙人，洋行也改名为克利和邬达克洋行。

邬达克在感情上也获得了丰收，1922年6月1日，他和旅沪德国富商的女儿吉塞拉•迈耶结婚。邬达克的事业越来越红火，1925年，邬达克32岁，他决定自己单独干，在圆明园路209号开办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——-邬达克打洋行；1932年，邬达克打样行搬入圆明园路209号真光大楼并改名邬达克洋行——标志着邬达克进入了其事业最辉煌的时期。

我们不说邬达克设计的巅峰之作国际饭店，它在整整半个世纪里一直是上海最高的大厦，成为上海一个重要地标，我们也不说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电影院，它使大光明赢得“远东第一影院”的美誉，还成为全国观众看电影的圣殿，我们就说说邬达克留给上海的最后一件作品——绿房子。

上海铜仁路333号（靠北京西路口），矗立着一幢绿色奇异的建筑，它就是邬达克为颜料大王吴同文设计的住宅，因其外墙贴绿色面砖，所以人们称它为“绿房子”。

绿房子为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外观和墙壁，都闪现着现代主义和装饰艺术风格的特征；阳台上没有柱子，这在1930年代这是非常现代化的设计；住宅配有电梯，这是上海首家私人房子安装电梯；远远地望去，圆形的绿屋就像一艘扬帆起航的船只。

邬达克巧妙地在汽车道上进行了创新：将主体建筑中间首层架空形成车道，汽车由东侧主入口进入，西北角次入口离开，这样汽车可以从马路上直接开到花园内再驶入住宅；更奇巧的是，首层的起居厅可以与花园形成一体；汽车道外墙全部用意大利进口的腐蚀型大理石制作，这当年是十分现代的审美观的突出体现……

1938年，绿房子竣工日，邬达克对房子的主人吴同文自信地说：“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即使再过50年，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，哪怕再过100年，我相信它仍不会过时，它属于经典。”

1939年上海的英文报纸《中国日报》专门报道了绿房子：“此建筑为全远东区第一豪华住宅之一，它的设计风格是超现代的。”

1948年圣诞前夕，某国外交官想用一艘万吨邮轮加５０万美元现金与吴同文交换这所住宅，然后将其改为领事馆办公地，最后未能成功。

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了一睹这座“远东第一豪宅”，专程登门造访，吴同文邀请客人在二楼鸭蛋形的大理石餐桌共进晚餐并合影留念。二十年后，“文革”爆发了，吴同文居然宴请过“毛选”中“别了，司徒雷登”一文中的司徒雷登，那可是滔天大罪呵——吴同同文自知在劫难逃，1966年8月，他在绿房子里，穿着中山装和太太一起，用咖啡、安眠药和煤气结束了宝贵生命。

……

在上海邬达克设计了124件融贯中西的经典建筑作品，如国际饭店、大光明电影院、百乐门歌舞厅、卡尔登大戏院、上海花旗总会、沐恩堂、诺曼第公寓、达华公寓、爱神花园等，他随着这些经典建筑驰名上海，享誉世界。

邬达克是幸运的，当年上海租界急需建造各类高级建筑，上海的上层社会偏爱西方风格鲜明同时又蕴含上海地域特色的建筑。中国本土的建筑设计师，习惯于做砖木梁柱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，于是，邬达克凭着懂得七八种语言包括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，凭着善于与人交际沟通，也凭着他的天赋和专业设计水平，当然也凭着一张外国人的脸，捷足先登，屡屡获得订单——上海给了邬达克一个发挥才能的大舞台。

上海也是幸运的，邬达克还给了上海一个传奇。他用自己的那份灵感，那份天赋和那份勤奋，书写了难以复制的上海传奇，为上海留下了灿如群星的各类经典建筑。

上海和邬达克，邬达克和上海，共同演绎着一个传奇故事。

携带家人悄悄乘船离开了上海

邬达克原来打算在上海赚足了路费就回国，没想到居然在上海惬意地安居了。他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，拥有一份红火的事业，拥有了舒适的生活。他习惯也喜欢在上海的生活内容：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，喝杯咖啡，坐车去办公室去上班，晚上和妻子孩子在一起，有空闲就用小提琴拉拉古典音乐，或者欣赏匈牙利传统的吉普赛音乐和维也纳的华尔兹音乐，还经常和与同事朋友打高尔夫球……

尽管生活安逸，邬达克始终保持着一种警觉，就像一头鹿总是在担心遭遇狼的袭击。

邬达克的子女回忆道，父亲在番禺路建起一座巨大的花园洋房，是想将家人尽量保护在围墙内，不希望美丽的妻子受到外面世界的诱惑，更害怕自己的孩子在上学途中遭遇绑架撕票。父亲养了许多鸽子，每天上班前都会到鸽舍喂养鸽子，他喜欢听鸽子咕咕叫的声音，喜欢看鸽子在天空盘旋的样子。

1946年秋天，邬达克遭到一些武装分子的威胁，尽管危机很快过去，可他却有了一种不安全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很快变成了一种要被袭击的强烈预感。邬达克根据形势判断，国民党军队迟早要败于共产党的军队，在他看来，新政权是不会容忍像他这种特别富有的剥削阶级的。

他决定离开！

邬达克在上海先后居住过四个地方：1918年初到上海时，他安家在赫德路（今常德路）13号，是一套简单的一居室；1922年新婚后，邬达克和妻子住在在吕西纳路（今利西路）17号；1930年，邬达克在哥伦比亚路57号（今番禺路129号）建造了住宅，从1931年住到1937年，1938年迁入他所设计的达华公寓——如今他要寻找第五个安全适合居住的地方。

邬达克离开上海是静悄悄地，他将所有的文件、书信、笔记、书籍、家具等悄悄打包并分批托运。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，邬达克妻子与其女友正常打牌，而邬达克则照旧与其朋友在俱乐部聚会。

1947年1月，在上海最寒冷的日子里，邬达克携妻子和幼女及岳夫母登上了“波尔克总统号”邮轮，前往瑞士。1948年6月，邬达克携妻女及岳父母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。他在伯克利大学附近，为自己设计了一所没用一根钉子的房子居住。1958年10月26日，邬达克因心脏病在加州伯克利去世，终年65岁。

邬达克永远地离开了上海，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可他创造的上海传奇，尽管历经沧桑，不再有眩目的溢彩流光，却依然悄然散发着独特的中西文化风采，默默地述说着昔日的繁华和光荣。2011年，为祝贺番禺路邬达克旧居整修工程开工，建筑大师贝聿铭在纽约寓所欣然题词：“邬达克的建筑过去是，并将永远是上海城市轮廓线浓墨重彩的一抹亮色。”